A6工作室魏然

原创投稿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之“破”与“立”。


      自201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后(以下称“最高院通知”),全国各地高院纷纷下文统一城农标,截止至发稿前,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也于2020年3月24日完成发文,大部分地区不出意外的对“适用时效”和“适用标准”进行规范外,几乎实现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要求。毫无疑问,“同命同价”的基调具有里程碑意义,终结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用城乡二元结构下按照户籍地标准采取不同计算方式的社会民意,但仍受制于国内地区经济存在差异,最高院也并未采用统一标准,而是充分授权,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根据各省具体情况在辖区内开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

      其中,2020年3月20日江苏省高院下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关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解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有关费用标准的通知》(整体简称《江苏高院试点方案》)最吸引笔者眼球,因为该系列指导文件进行更为深层次的试点,整体感觉更具备科学性和公平性。笔者于本日仔细研读后也被该系列指导文件整体上的“破”与“立”引起更强的喜悦。


      一、《江苏高院试点方案》的“破”

     《江苏高院试点方案》在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2004年5月实施以来有效解决了众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形成国内在审理人身损害侵权纠纷也独立于全球的审判体系,但这种体系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融合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和平等意识逐渐加强等情况下,“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简称“两金”)及同时诞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受制于赔偿标准及两者的关系在《侵权责任法》的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后,更使得二者在理论学说和两者的关系中存在较大悖论的可能性。

      《江苏高院试点方案》在坚持了《司法解释》据以制定的“抽象劳动能力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理论下,打破各地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习惯判决方式(乃至原江苏地区的裁判习惯),对“两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项目归属及计算标准,简而言之:

      1. “两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不是两个独立的赔偿项目;

      2. “两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逻辑已经明确说明二者关系,不应受惯性思维影响;

      3. 《侵权责任法》已明确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移除赔偿项目,且《侵权责任法》才是法律,而传统判决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仅为司法解释,解决法律条文及对司法解释上下位的关系;

      4. “两金”的计算逻辑基础均为“收入”,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逻辑基础均为“支出”,而“支出”必然在“收入”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进而取消原有做法将收入项目与支出项目相加得出赔偿总额的逻辑悖论;

      5. 同时解决了“被扶养人生活费”在死亡赔偿金中的双重身份(继承人与被抚养人),除了可以享有单独列支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外,还可以继续作为近亲属参与剩余死亡赔偿金的分配。

      因此,我们可以在《关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解读》中看到“不再将被扶养人生活费作为独立的赔偿项目,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再影响赔偿总额,仅作为计算项目在“两金”中列支,以保护被扶养人的生存权益。这种安排既解决了理论逻辑上的矛盾,也兼顾了被扶养人、侵权人和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的结论。


      二、《江苏高院试点方案》的“立”

      《江苏高院试点方案》在“破”的基础上,同时创造性地引进了几个比较新颖的观点:

      1. 全省平均负担系数

      “全省平均负担系数”的观点,试图通过“在抽象劳动力丧失说的理论框架下,所有被侵权人均被拟制为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体,故其收入减少应当按照就业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计算。而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将全省就业人口创造的可支配总收入除以全体居民人口数得出,其数额已经被非就业人口摊薄,需要通过乘以全省平均负担系数还原为就业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这种负担系数也将可能更吻合经济发展形态的变化,避免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的可能存在的“被摊薄”的风险。

      2. 净收入的选取

      《江苏高院试点方案》在“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项子指标中,我们仅选取了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指标作为计算依据。”除了省高院解读认为“这两项指标与劳动能力直接相关,能够直接反映劳动能力丧失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此种选取更充分考虑当前赔偿的“直接损失”与居民的主要收入结构进行设定,同时引导日常案件审理中对于“误工费”的理解。


      三、《江苏高院试点方案》实施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猜想

      在笔者学习《江苏高院试点方案》,与具有丰富审理经验的法官和法务人员探讨中,在“两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列支问题产生较大解读争议下,但在多次通读全文下,基本达成的共识是,如果将“被扶养人生活费”列支入“两金”(特别是死亡赔偿金)中,但又不影响赔偿总额下,由于各个案件因被扶养人的情形不同存在较大赔偿差异较大,地区法院极大可能引入调节项目,如“精神损害抚慰金”,而这种引入的调节项目目前来说除了辽宁省部分地区中院的裁判指引“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应综合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六项因素,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十一)项的规定计算。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六年;造成受害人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三年。”有相关计算依据,大部分地区几乎在审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内进行酌定,而《江苏高院试点方案》推行,预计在审理死亡案件及高残案件中引入此类“调节”机制的做法可能会变得更为常见,同时在此种常见作风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是否会采纳辽宁地区中院的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方法也是极大可能的。

曾桥峰
202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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