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工作室魏然

焦点话题

这次疫情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的时间,让我们真正停下匆忙的脚步。


“复工”,你准备好了吗?为何紧张?

战“疫”满月在即,现在除湖北外的各地都在启动复工,各级政府、媒体、经济界都在用不同维度诠释经济停摆的危害性和“有保障的复工”的重要性。可是,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大家还是在心里弱弱的问,“真的能出门吗?”

根据2月17号公布的数据,目前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全国2.58%,其中湖北2.98%、非湖北地区0.65%,而湖北的病死率如此高,除了众所周的原因,更多的还是由于在治疗初期、湖北当地医疗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医治延迟。但客观来说0.65%这个数据,低于近几年来每年都会袭来的流感的病死率。而对于新冠肺炎,大家的恐惧不仅在于其传播的速度快,还在于这个目前仍属“未知”的病毒到底能否彻底治好呢?换句话说,“治愈出院”是否代表完全健康?会复发吗?会有后遗症吗?…

(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和平年代成长的,我们从一出生就体验着美好生活赐予的各种丰富多彩,大家对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也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可是每天刷到的关于武汉人遭受着突如其来的病毒袭击、各种令人心酸的故事,感同身受。复工出门,怕吗?还是怕。)


后遗症,可能吗?

前两天看了一篇对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的专访报道,虽然本人不是学医的,还是觉得较为客观和全面,在此也把关键信息分享给大家:

首先,经过近一个月与新冠病毒“过招”后,胡必杰说,这个新发传染病没有特效药物,对病人的治疗方案可用“摸索+总结”来概括。

早期使用过的抗艾滋病类的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有些患者会出现腹泻等副作用,阶段性总结显示,其对抗病毒的临床效果不明显,目前已不再推荐使用。广谱抗病毒药物(阿比多尔)是有一些用处的;丙种球蛋白也没有明显效果,现也基本不推荐使用。

据悉,早期曾对部分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尽管是小剂量、短时期使用,但现在也尽量不用。临床上发现,有些不用激素的病人,排毒期更短;用激素后,可能延长排毒时间。胡必杰说,“要尽可能克制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欲望,这也是这段时间摸索和总结得出的结论。” 现在还主张中西医结合治疗,比如因为尽量不再使用激素,又担心使用西药非甾体抗炎药退烧可能会引起患者的白细胞进一步降低并影响抵抗力,所以部分病人正使用中药退热。

目前各地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并不是统一的方法,而患者数量可控、医疗实力较强的地区如上海,有能力对每个病人采取精细化管理。一人一策,对每个患者观察、总结,随时调整方案。一些老年人得了新冠肺炎后,病情容易进展,所以也考虑皮下注射胸腺肽,对于提高免疫功能、阻止病情的重症化、缩短排毒时间,具有一定效果。

从上面的这么多药物名词来看,我们辛勤的医务工作者对于新冠肺炎的用药过程,虽然有了SARS治疗过程中过度治疗的经验教训,但仍由于这次病毒的狡猾、传播力强以及隐匿性高,并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在使用药物所带来的延续性问题。

武汉新冠医疗救治组组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赵建平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在治疗过程中“激素的使用虽然有争议、是双刃剑,但我认为用得好、用在刀刃上面,是能够对病人的病情有帮助的,能够控制过度炎症反应,这里面医生的专业判断很关键”。但合理控制“度”的问题,在目前的紧急状态下,各地区、各医院也只能靠“医生的专业判断”了。

因此,对于大多数不懂医的老百姓来说,担心用药过程带来的后遗症、以及出院后是否仍有病毒潜伏的顾虑,也成为了“复工出门”的重要顾虑之一。



后遗症医疗保障的范围包括哪些?

在上一篇《应对突发公共医疗事件,保险真的需要未雨绸缪中我提出了,设置“应对突发公共医疗事件的专项准备金”用于后遗症的医疗保障。那么,后遗症保障的范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的想法是:

首先,是后遗症带来的身体损伤(包括某些器官的损耗、或者病毒始终潜伏但存在复发的可能性,也包括不同程度的致残等),这些损伤需要,1.持续的治疗过程,2.由于身体机能破坏而产生的护理需求。持续的治疗过程,范围覆盖定期/不定期的住院治疗、以及药物的服用和复检。这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落实到对应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服务。同样,护理需求更需要根据实际的身体状况,配置较为固定的专业护理人员,这也需要落实到对应的医疗服务机构。

其次,是由于后遗症带来的工作能力部分丧失,从而导致的收入下降。这些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愈发凸显,这也是在上篇中提到的“考虑在社会救助基金里提取专项资金,主要针对特殊人群(老人、小孩)面临突发公共医疗事件之用”的原因。

最后,是心理方面的治疗和恢复。WHO定义健康的涵义,是指身体层面与心理层面的双重健康。在以往的保障需求中可能大家更多考虑的是身体方面的损伤,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理层面的健康。突如其来的病毒和灾难,会通过一个人的病情影响一个甚至几个家庭的生活走向,而及时的心理疏导、专业和有针对性的心理治疗,可以帮助患者尽快恢复到阳光健康的生活状态。


再谈“应对突发公共医疗事件的专项准备金”运作模式

上篇文章中我建议“应对突发公共医疗事件的专项准备金”的设置,由政府牵头、商业保险公司参与,1.“构成”-社保基金拿出一部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企业年金的一部分(个人可以选择加保),2.“运作模式”-政府监管、保险公司(联盟)来设计保险产品细节(保障责任&赔付及对应的医疗服务)、并由保险公司的投资部门来参与基金的投资运作(对照现有保险业的投资规范)。

那么,这种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运作模式,是否有现成的实践可参考呢?我国很多地区已有类似合作模式的尝试和探索,也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运作形式(如湛江模式、新乡模式、江阴模式以及厦门模式)。从运作模式上,可划分为:

1.基金管理型(即委托管理型):该种模式下保险公司不需要承担风险,只要按照政府部门的规定进行报销、结算、审核即可,保险基金的透支风险和基金赤字均由政府承担。

2.保险合同型(社会再保险型):即政府使用筹集的资金为参保人投保的一种形式,在这种模式下基金的透支风险需要由保险公司自行承担。

3.混合型:介于以上两种方式之间的新型模式,保险公司负责保险基金的运作,并收取一些费用,在这种模式下,基金的风险由保险公司和政府按照相应的比例进行分摊,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基金的投资风险。

用于后遗症医疗保障的“应对突发公共医疗事件的专项准备金”,其运作模式更接近于“混合型”。(但有所不同之处在于两点,1.保障目标更聚焦、额度也高于现有模式,2.保障责任对应的赔付内容、更多体现在有针对性的落地医疗服务。)

首先,一定是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即由商业保险公司(联盟)负责保险基金的日常运营工作,而政府扮演监管的角色(可通过银保监会派专人担任组织架构中监事长或督查官)。其次,“专项准备金”的风险由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按比例进行分摊,这需要一个商谈的过程、也取决于“1.构成”中的资金比例分配。最后,由保险公司的投资部门来主导基金的投资运作,并承担投资风险,定期公布各类运营数据以及风险报告(对照现有保险资金的投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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